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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就说说朱利亚吧。

朱利亚是武汉一冠名中国字号的大学二年级学生，22岁。2003年认识了一个外国男青年，长得很英俊，一个大西洋国家的公民，两人相爱。2004年4月3日被查出获得了病毒HIV——按照朱的说法，他俩谁都不知道这个男的有HIV病毒携带。

这个女孩后来被外事部门找到了，证实了他们的确是恋爱关系，无可幸免，朱也被也查出携带HIV病毒。

之后不久，宣传防治AIDS的大学生白志艺先生给我电话，我才知道。因为我关注参与艾滋病报道有6年之久，在白先生告诉她我的经历后，我告诉白，请转告我的想法，顺便介绍一下我让她自己做个判断。不久，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

我说我可以飞到武汉去找你，第一次见面，我们就随意地聊天。她说想公开自己，我说在中国在校女大学生，说公开你可是第一个，这个压力你是想象不到的。我让她认真考虑一下，那次我们聊了一天，我就回去了。

回去后她给我打电话说“江老师，照片之类我就怕公开的”，她还答应不用马赛格，她说我可以发了。当时我把录音磁带都整理了。后来我琢磨了一下，对她说，让她再想想。这个事情对她来说，太大了。

她想了一下说让我再去见她一次，我说可以。我又飞到武汉去了。如果作为具有巨大新闻价值的朱利亚，第一个暴光自己携带HIV的女大学生，按照一般的操守来讲，是找到了新闻报道里的一块金子。但是这种职业的判断是危险的，很容易陷入道德的拷问的漩涡里。

对我而言，我想要的不仅仅是独家。女孩的勇气，带给一个记者的，不仅只有新闻本身，还包含了责任，道德，等等。其中还有中国艾滋病的现实以及人们的歧视等等。

我决定暂时不答应她刊发报道。此事我竟然拖了8个月之久。

当然。这之间我和她的联系在继续，其实也是采访在继续。她在动摇，摇摆，在自我崩溃和自我拯救的生死线上左右摇摆。

她是一个特别时期的特别的人。一个心理反应非常糟糕的状态。你不可能让她答应你，明天她就不会反悔，事实上她一直在反悔。

期间，我曾拜访桂系恩教授，询问报道的可能和方式。桂先生的厚道和稳妥是业界和新闻界出了名的好。他没有反对朱自己这样做。事实上，他手里到底有多少在校的学生感染HIV。我想，在中国。除了他自己和一些得到他报道的官员知道的最清楚。

这是非常尴尬的事情：一个疾病，凭什么大学生就不能得呢？难道大学生是一个可以避免HIV病毒的特别免疫群体？

可笑的国家，总是很幽默的，否则就不可笑，可笑的是，这些幽默陆续的建立在血泪和灾难，痛苦和杀戮——思想、肉体、自由、行为、生存、等等形式的杀戮——中。

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05年春天，美国一家影象机构找到我，要我给他们提供想拍摄的中国艾滋纪录片的候选人名单。我大致给他们列举了有6个在中国艾滋病防治和关注领域里的人。当然，里面有包括高女士等杰出人士。我还说有一个人的名单，如果你们感兴趣，就给你。但你们要保证，给她暴光后她的压力给予寻找一个解决的渠道。美国人答应了我。这让我在道德上将来可能附加的压力会减轻一些——因为在我前期做帮助朱的尝试过程中，我失望地发现，我身边的一些人并非是高尚地认为朱是无辜的，他们并没有认真地对待她，或者人道。比如我对一个两个人说，能不能报道之后让朱来某个地方一起工作之类的话的时候，那轻松地否决的笑，让我受不了。而这些就发生在我从事的工作的人群中。

这至少让我自己能够不受心灵的折磨。

在做朱利亚的报道时，我有被道德惩罚感：她是一个弱者，我给她暴光后，我帮不了她，等于是我把她逼出来。我作为新闻记者，我恪守自己的职业道德，但我自我的道德受到煎熬。因为我始终把朱利亚当做一个朋友，甚至比我坚强。

2005年5月底，完成的稿子就在我面前的电脑上，图片也完成。我给她电话说，6月1日刊登你的报道。

她同意后，我跟她说“你想好了，这可是泼出去的水”。

如期见刊发。2006年6月1日，直到现在我都承认，这一天，真正地改变了朱利亚。甚至有时候，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在扮演一个魔鬼的帮凶？

之后第3天，武汉一地方晚报，转载。

她为之打工的老板，女的，我见过，我们还在一起春游，一起拍照，有那些黄色花朵的照片。此刻，把报纸放在她面前，一句话没有说。

朱也没有说什么。下午就拿着自己的行囊离开了。

中国某大学的老师、同学一看报道，都知道了，她在武汉就没有立足之地。

我打个电话她时，她说自己受不了了，说想死了。
………………
数不清的电话，国内国外的，通过我找她的。
…………
她终于以她的勇气站立起来。
…………

她的记录片有国内国外两个版本。美国人把她的国外版的记录片给我邮寄来，我从来没有再看过它。

她开始讲课，出国，参加国际活动。几个月前，有人从加拿大给我话说，在世界艾滋病大会上，见到了朱。而一些著名人士告诉我，她的表现欠佳——我宁愿认为，这是她获得另外一个公众身份之后的倾吐的欲望的勃发。
在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的前夜，朱来到广州，在广州外贸外语大学讲座，讲述她的故事，签售她的书记《一个艾滋病女大学生的日记》

不论如何，她健康地快乐地活着，做自己的事情。

上帝保佑她，她也在为别人做着事情。

我直到目前，在也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，她在也没有给我任何目前她的行踪，我除了保留着采访的时候她留给我的电子邮件地址，和几个已经作废的电话号码。朱留给我的，是公开前的她的自由而痛苦的那段时光。

她比任何假装关注艾滋病的人都值得尊敬：她牺牲了自己的个人角色，扮演了一个连自己父母知道现在都不知道的社会角色。尽管很多人在网络上骂她，这个骂的声浪，除了继续加重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国家呈现的悲哀之外，并没有给这些群体带来任何好处。相反，我相信，我非常相信，下一个艾滋病的名单，将会继续在这些人群里诞生。

上帝归上帝，恺撒归恺撒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
这是圣经新约中的一句话。
"render unto Caesar what is Caesar"s and unto God what is God"s."
or
"Pay to Caesar what belongs to Caesar--and God what belongs to God"